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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 ，广州市象岗山的一次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：一座沉睡两千余年的西汉南越文王墓重见天日。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眜（史称“南越文帝”） ，其陵墓规模宏大，随葬品琳琅满目 。然而 ，最令人费解的是其中几件“异域来客 ” ，一件纹饰繁复的银盒，经鉴定为古波斯安息帝国（Parthian Empire）的制品；数根硕大的象牙 ，碳14测年指向非洲东海岸 。
这些来自万里之外的珍宝 ，为何会深藏于岭南一隅的王陵之中？它们无声地诉说着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历史真相：早在秦汉之际，广州（古称番禺）已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洋贸易枢纽 ，而南越国正是这条“海上丝绸之路 ”的关键推动者。
南越国：岭南海洋文明的奠基者
要理解南越文王墓中的异域珍宝 ，必须回溯至秦末汉初的岭南大地 。公元前218年，秦始皇发兵50万南征百越 ，将岭南纳入帝国版图 。秦亡后 ，秦将赵佗割据自立，以番禺（今广州）为都，建立南越国（公元前203年—前111年） ，统治范围东至福建 ，西抵云南，南达越南中部。这个存续93年的政权 ，不仅是岭南封建化的起点 ，更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重要开拓者 。
正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李庆新在《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》中所强调的，南越国“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” 。先秦时期 ，岭南已通过“扬越通道 ”与南海诸岛存在经济往来 ，但南越国将这种联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。
赵佗深谙番禺的地理优势：地处珠江入海口，背靠五岭屏障 ，面朝浩瀚南海 ，天然适合作为海外贸易门户 。他不仅继承秦制推行农耕开发，更积极招揽“中国往商贾者 ” ，使番禺迅速崛起为“都会” 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明确记载 ，番禺是全国九大商业中心之一，为“珠玑、犀 、瑁 、果、布之凑 ”；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更补充道，此地“处近海 ，多犀 、象 、毒冒、珠玑……中国往商贾者 ，多取富焉 ”。所谓“犀 、象”，即犀牛角与象牙 ，这些珍贵物产 ，部分源于岭南本地，但更多暗示着更广阔的海外贸易网络 。
考古实证：岭南作为“海上丝路 ”起点的铁证
南越文王墓中的波斯银盒与非洲象牙并非孤例 ，而是秦汉时期岭南海洋贸易繁荣的缩影 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 ，两广地区 、南海诸岛及越南的考古发现，彻底改写了“岭南蛮荒 ”的刻板印象 ，构建出一幅生动的古代海洋文明图景。
造船技术的突破是贸易的前提。 1975年与1994年 ，广州中山四路两次发掘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。考古报告显示，此处拥有三组平行排列的大型船台 ，呈东北-西南走向 ，专为制造“适应内河与沿海岸航行的平底船”而建，载重量达30—60吨 。据《广州秦汉三大发现》考证，该工场始于秦统一岭南 ，延续至西汉文景时期。这证明南越国已具备规模化造船能力 ，为远洋航行奠定技术基础 。无独有偶，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鼓纹饰中 ，清晰刻画了多桅海船形象 ，印证了《汉书》所载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 、合浦船行……有译长，属黄门 ，与应募者俱入海 ，市明珠 、璧流离、奇石异物 ”的官方贸易活动 。
南越国文帝陵本身即是核心物证。 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（即文帝赵眜陵），出土文物逾万件 ，其中异域珍宝尤为耀眼：
古波斯银盒：高12厘米 ，盖身满饰凸瓣纹，盒底刻有小篆“医工 ”二字 。经材质与工艺比对（如锤揲技法 、合金比例） ，确认为公元前2—1世纪安息帝国制品 。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 ，是丝绸之路西段霸主，其银器通过印度 、斯里兰卡中转，最终抵达番禺。
非洲象牙：墓中出土5根完整象牙 ，最长者逾1.2米 。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 ，DNA分析指向非洲草原象（Loxodonta africana） 。东非海岸的考古发现（如肯尼亚的拉穆群岛）证实，公元前1世纪已有象牙经印度洋季风航线北运。
其他海外遗珍：还包括红海沿岸的乳香树脂、东南亚的犀角、印度洋的“蜻蜓眼”玻璃珠等 。这些物品集中于墓主棺椁及后藏室 ，表明它们是王室珍视的奢侈品或祭祀重器 。
值得注意的是 ，此类发现绝非孤立。广西合浦汉墓群出土了大量罗马玻璃器 、波斯陶壶；广东徐闻五里乡汉代遗址发现“万岁”瓦当与东南亚风格陶器；越南清化省也出土了南越国风格的铜提筒。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广东遂溪，1990年发掘的南朝窖藏中 ，竟有14枚萨珊波斯银币（公元3—4世纪） ，印证了“波斯银币窖藏 ”的记载 。这些遗址连点成线，勾勒出以番禺为核心 、北起徐闻合浦、南抵马来半岛的“南海贸易圈 ” 。
跨洋贸易：波斯珍宝与非洲象牙的万里旅程
那么 ，古波斯的银器与非洲的象牙 ，如何跨越重洋进入南越王陵？答案藏于秦汉时期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运行机制中。
第一，多级中转贸易网络的成熟 。 秦汉时期 ，中国尚未掌握直接远航印度洋的技术 ，但通过“接力式 ”贸易实现物品流通 。以非洲象牙为例：东非索马里 、肯尼亚的象牙，由当地部落采集后，经阿拉伯商人运至红海港口（如贝勒尼斯） ，再由埃及托勒密王朝或印度南端的朱罗王国转运至斯里兰卡（古称“已程不国 ”）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 ，汉使从徐闻出发，“行可五月 ，有都元国；又行可四月 ，有邑卢没国……黄支之南，有已程不国” ，即抵达斯里兰卡 。在此 ，中国商船以丝绸 、瓷器交换当地物产，波斯银器等则经此中转北上 。南越国作为汉帝国藩属 ，深度参与此体系——其控制的越南北部（交趾）正是南海航线的必经节点 ，墓中“医工 ”银盒的刻字，暗示它可能被南越宫廷用作盛放药物的容器。
第二 ，南越国的主动开拓与政策支持 。 赵佗立国后 ，采取“和辑百越 ”政策，积极吸纳中原移民与技术，同时鼓励海外通商 。李庆新指出 ，南越国“势力东到闽越 ，西抵黔滇，南至越南中部” ，其疆域覆盖整个南海北岸 ，形成天然贸易保护带。考古发现显示，南越国宫殿遗址（今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）出土了大量异域风格建筑构件 ，如印度式的“万 ”字纹砖 ，证明王室对域外文化的接纳 。
更重要的是，南越国垄断了岭南珍宝贸易 。《史记》载赵佗曾向汉文帝进贡“桂蠹一器 ，生翠四十双 ，璧玉直百金 ”，其中“生翠”即翡翠 ，应来自缅甸或云南 ，暗示其掌控着西南陆路与南海海路的双重商道。波斯银盒与非洲象牙，正是这种垄断性贸易的顶级产物——它们经多国商人之手，最终流入南越王室 ，成为彰显王权与国际地位的“奢侈品外交 ”。
第三 ，季风航海技术的关键突破 。 秦汉时期，中国航海者已掌握利用季风规律远航的技术 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详细记载：“自夫甘都卢国（今缅甸）船行可二月余 ，有黄支国（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）……市明珠、璧流离 、奇石异物 ，赍黄金杂缯而往。 ”每年10月东北季风起，商船从徐闻 、合浦南下；次年5月西南季风至 ，则满载而归 。广州造船工场遗址证明 ，南越国能制造60吨级海船，足可承载横跨南海 。2010年广西北海大浪古城遗址出土的汉代船锚 ，进一步佐证了当时船舶的远洋能力。正是凭借对季风的娴熟运用 ，波斯银器与非洲象牙才能穿越印度洋，经东南亚诸国辗转抵达番禺 。
历史启示：改写中国海洋文明叙事
南越文王墓中的异域珍宝 ，其意义远超考古奇观 。它们以实物证据颠覆了“中国古代重陆轻海”的传统认知 ，揭示出岭南自秦汉起便是“海洋中国”的心脏地带。事实上，南越国的贸易实践为后世奠定基石：东汉时“海上丝路 ”直达罗马；唐代广州设市舶司，阿拉伯商人云集；宋代泉州成为“东方第一大港 ” 。而南越文帝墓的波斯银盒 ，恰是这一伟大传统的最早物证 。
更深刻的是 ，这些珍宝印证了文明交流的“非对称性”特征。古波斯与非洲并未直接与中国通商，但通过印度、斯里兰卡等中介 ，其物产已流入南越王陵 。这正如德国学者托马斯·特劳特曼在《印度思想导论》中所言：“古代世界贸易的本质是‘碎片化连接’ ，物品比人走得更远 。 ”南越国恰是这一网络的关键“节点 ”，其王室对异域珍宝的追逐 ，客观上推动了技术 、物种与文化的跨洋传播——例如 ，墓中乳香树脂的发现，将香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数百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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